上周，蘋果公司宣佈計劃在印度生產其最新型號的手機——iPhone 14。該公司尋求在中國以外推進製造業多樣化，此舉標誌著一個重要里程碑。

預計今年將有5%的iPhone 14生產將轉移到印度生產，比分析師預期的要早得多。

投資銀行摩根大通(JP Morgan)的分析師認為，到2025年，蘋果生產的所有iPhone中，有四分之一可能在印度生產。

自2017年以來，蘋果一直在印度南部的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生產iPhone。

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沒有緩解的跡象，在此背景下，決定在印度生產蘋果的旗艦機型頗為值得矚目。

中國嚴格的「清零」政策之下，全球供應鏈都在分散以「去風險化」，此舉更顯得意義非凡。

 

「中國加一」

北京方面對待防疫的強硬態度，導致工廠停工和大規模的供應鏈擾動。

因此，全球企業正越來越多地採取」中國加一「戰略——可以理解為備胎戰略，即重新調整其供應鏈，避免投資只局限在中國。

物流公司DHL供應鏈業務首席執行官迪博克（Oscar De Bok）告訴BBC，企業們不再願意坐等中國改變政策，在採購需求方面，不願意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

迪博克說，「他們希望確保自己有兩到三個選擇，」他補充說，這種「全方位採購」的趨勢使印度、越南和墨西哥等國家成為明顯的受益者。

在印度金融中心孟買，迪博克宣佈了一項5億歐元的投資，以在未來五年內將DHL的倉儲能力和員工人數翻一番。

他說，推動這一規劃的部分原因是，製造業和電子等行業的外國投資增長所推動。印度總理莫迪的政府一直在提供財政補貼，給那些熱衷於將印度作為其生產中心的企業。

該激勵計劃與生產掛鉤，作為其中一部分，礦業集團韋丹塔（Vedanta Resources）也計劃投資，近200億美元，與台灣電子製造巨頭富士康合作在印度建立一個半導體工廠。

礦業公司韋丹塔董事長阿尼爾·阿加瓦爾（Anil Agarwal）上個月說，世界正在尋求採取”中國加一”的戰略，而「印度顯然處於一個有利的位置」。

分析：全球化的過山車

BBC中文記者 陳岩

商學院課堂上，企業家學員們被告知要學會分散風險，自然災害、政治動蕩、貨幣貶值都會帶來巨大損失。

從實踐出發，全球化競爭加劇，以豐田為代表的精益生產，大行其道，在採購、生產上各個環節高效運轉，無縫銜接，甚至達到全程”零庫存”，但過於緊繃的供應鏈帶來風險。

當新冠疫情來襲，實踐創新和理論經驗都敗下陣來。2020年一季度，疫情剛爆發，日韓車企因為武漢一家零部件工廠停工而被迫關停生產線。幾個月後，那些全球布局的企業也笑不出來，因為各國的工廠都遭受疫情衝擊。

而在2020年二季度至2021年末，那些在貿易戰後，努力遷出中國的跨國企業，面臨一個尷尬的選擇——隨著中國控制住疫情，他們不得不把產能搬回中國。

到了今年，對於中國來說，這趟過山車行至低谷——中國與西方關係愈加緊張，同時，作為唯一實施”清零”的經濟體，人員、資金、貨物流動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礙。

這一下，跨國企業們決策的難度似乎變小了，為中國找個備胎，以分散風險，變得必要且急迫。

美國和其盟友也在推波助瀾——長期以來，發達國家依靠離岸外包（off-shoring）降低成本，把訂單轉移到中國等地；疫情來襲後，美國提出近岸外包（near-shoring），以降低供應鏈的脆弱程度；烏克蘭戰爭和台灣局勢惡化後，美國又推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號召供應鏈轉移到”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

這個過程中，印度可以成為最大贏家，中國或將成為最大輸家。

但中國的底牌是，轉移到印度、越南的，可能僅僅是並不賺錢的組裝部分，如果翻看蘋果公司前200大供應商，會發現過有57%的中國企業。過去20年，中國製造業形成了群聚效應，把終端組裝廠搬出中國不難，想要擺脫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可能要比想象中難得多。

印度的優勢

作為亞洲第三大經濟體，印度一直在努力將自己打造成對跨國公司有吸引力的製造和貿易中心。

它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和大量的廉價勞動力。

印度的GDP增長在6-7%之間，總體通貨膨脹率比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要溫和，今年是表現較好的主要經濟體之一。

印度出口額在近十年來停滯在3000億美元左右，但最近突破4000億美元的大關。

 

除了財政援助，莫迪政府還大力推動雙邊貿易協定，以使印度更深地融入全球供應鏈，並改變該國眾所周知的形象——難搞的談判對象。

企業界對這些舉措表示歡迎。

但是，專家們說，印度的貿易自由化一直是前進一步後退三步。

印度急於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改善市場准入和降低關稅，與此同時，也出現更大呼聲要求自力更生，至少有3000項產品的關稅被提高，其中許多在生產製造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私下裏，許多外國公司也抱怨缺乏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及日益增長的保護主義。

中小型公司——印度經濟的支柱——依然艱難應對印度繁瑣的官僚體系。專家們說，在土地徵用和加快辦理許可證方面，真正的顛覆性改革一直難以實現。此外，破爛的基礎設施仍然是主要徵結。

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RF）主任米希爾·夏爾馬（Mihir Sharma）說，「到目前為止，蘋果無疑是一個成功的故事，但要使印度成為一個製造業中心，不僅需要大筆的投資，還需要一個支持中小企業的生態系統。」

「現在判斷所有這些投資是否會形成規模，以及它們是否能長期持續，還為時過早。」

 

據夏爾馬先生說，中小企業——它們僱用了印度的大部分勞動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莫迪的財政激勵計劃之外。

他說，「除了紡織品和服裝，該計劃並不包括其他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而這些行業可以使印度切實地利用出口導向型增長的『加一戰略』，並為每年1200萬新增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

夏爾馬補充說，印度將需要提高其勞動力的技能並創造「一個更受歡迎的商業環境」，以便能夠與其他亞洲經濟體競爭。

泰國、越南和韓國——在世界銀行的經商便利度排名中都明顯高於印度。越南還制定了一個2030年的總體規劃，以建立一個對大規模製造至關重要的綜合基礎設施走廊。

轉折點

但是，儘管有這些由來已久的挑戰，印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利用這一「歷史性機遇」，Hinrich基金會的研究員卡普裏（Alex Capri）說。

他說，隨著美國及其盟友與中國脫鉤，印度的某些「關鍵性集中節點」——南部各邦，如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特蘭甘納邦（Telangana），以及北部的首都地區——已經凖備好發展出製造業的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

這可能會在各邦之間開啟一個新時代——彼此競爭的聯邦制。

卡普裏補充說，根據「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原則，印度還可以承接台灣科技公司轉移的產能，以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

那麼這是不是一個轉折點？

「我的一個印度朋友告訴我，印度從來不會錯過『一個錯過機會』的機會，但我認為這次不同」，卡普裏說。